911思想考古|阿布-卢赫德:罩袍,穆斯林女性与自由选择

二十年前,世贸大厦的轰然倒塌对于苏联解体后西方中心的现代性进程无疑是沉重一击,对于全球思想界而言也是一场巨大的震动。美国以9·11为契机入侵阿富汗,开启了漫长的反恐战争;而戏剧性的是,时逢9·11二十周年,美国在此刻从阿富汗撤军,留下一片狼藉,塔利班重夺政权,仿佛一下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原点。二十年后的当下,在令人失语的痛苦中重温那场知识界的震荡,有多少批判和反思还具有有效性?
38思想市场推出“9·11思想考古”专题,尝试回溯国际知识界对袭击事件及其后美国与盟友发动的“反恐战争”的思考轨迹。专题收录的文章和访谈既包含对袭击事件的紧迫、即时回应,也纳入了事件后各不同历史阶段的回望和反思。
鉴于二十年时间跨度之长,专题很难全面覆盖知识界的回应,我们所“考古”的思想轨迹大致按照几条线索展开:将袭击事件置于美国自身暴行和制造灾难的历史、资本主义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的脉络中理解,追问袭击产生的背景和根源;警惕9·11事件后国家权力的危险扩张——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为名拓展监控手段、中止宪法权利、牺牲公民自由、镇压政治异见;反思“反恐战争”这场打着惩治邪恶、维护正义旗号的主权者对非主权者的“战争”;指出“文明冲突论”解释框架的缺陷,驳斥西方对所谓“伊斯兰文化”的刻板呈现,揭示西方对穆斯林世界复杂历史现实的无知带来的恶果……
这些线索之间既不界线分明也不彼此独立,而是互相关联、交织缠绕,学者们的具体分析因而往往同时勾连多条线索。尽管视角不一,但知识分子的根本关涉是一致的:如何重新构想世界以避免战争和冲突、找寻与他人和平共存之道?在9·11袭击引发的哀痛、惊愕、恐惧的民众情绪被民族主义话语裹挟,继而汇集成汹涌的战斗呼号和暴力狂热之际,知识分子严守异议与争辩的空间,“不合时宜”地履行批判和质疑的职责,在绝境之中留存希望。
我们尽可能为专题涵盖的每一篇文章邀约相关译者/研究者撰写导读,介绍思想家在9·11前后的问题意识脉络并补充具体的历史语境。本专题将在今年内持续更新,如有遗漏的重要视角,欢迎读者投稿补充。专题由实习编辑毛超予协助共同策划。
【译者导读】
莱拉·阿布-卢赫德(Lila Abu-Lughod),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长期关注伊斯兰世界的女性/性别和人权议题。9·11事件后,阿布-卢赫德注意到,西方媒体与大众文化中,饱受压迫、亟待拯救的穆斯林女性形象无处不在。这种形象在历史上由来已久,与殖民主义渊源颇深,并随着9·11事件的持续发酵不断强化,席卷整个西方舆论场。穆斯林女性被呈现为自己宗教和文化的受害者,迫切需要自由派白人女权主义(及其背后的政府)解救。这种“拯救叙事”因而起到为美国的政治干预和军事入侵正名的作用。
为了反思和批判这一现状、更负责任地思考穆斯林女性的生存境况和权利问题,阿布-卢赫德在9·11事件后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例如2013年出版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Do Muslim Women Need Saving?])。她基于自己数十年的田野经验驳斥了西方对穆斯林女性的呈现及其“拯救叙事”,通过深描穆斯林女性的日常生活——她们的欲求、愤怒、失望、梦想,她们的快乐、虔诚与坚韧——为“宗教”、“父权”、“结构”、“能动性”、“选择”、“自由”、“抵抗”、“解放”等抽象概念赋予了具体且复杂的意涵。
在西方对穆斯林女性的呈现中,服饰成为核心意象之一,在西方的普遍想象中,遮罩面部或身体的穆斯林女性形象最为直接地体现了她们遭受的压迫。在本文中,通过具体分析穆斯林服饰的样式风格,它们传达的宗教、文化和社会意涵,以及穆斯林女性自己对此的看法与实践,阿布-卢赫德破除了“选择”与“约束”的简单二元对立,并强调,不应将数百万穆斯林女性各不相同的生存境况和行为态度简化到一件服饰上,更不应将遮罩身体本身等同于缺乏能动性或丧失自由。西方盛行的蒙面的穆斯林女性形象会钝化我们的理解,阻碍我们看到现实的复杂性,使我们的注意力从真正重要的议题上移开。
阿布-卢赫德认为,如果真的关心女性处境、希望为女性伸张正义,那么就需要接受世界上存在对正义的不同理解、对解放的不同愿景、对美好生活的不同想象这一事实;需要放弃对蒙面形象和拯救叙事的执迷,尊重穆斯林女性自身的主体性、看到她们的能动性;与此同时,非伊斯兰世界的人们也需要反思自身——在这个相互关联、彼此涉入的世界上,自己对远方他人的处境负有何种责任?任何立场或实践都应以尊重为前提,寻求联盟、联合和团结。【正文】
穆斯林女性:图像的力量与怜悯的危险

于2006年9月1日,刊发于欧洲文化杂志Eurozine(www.eurozine.com)。首次译作中文,38思想市场经作者和Eurozine杂志授权翻译刊发。(©️ Lila Abu-Lughod / Eurozine)
在我们这些美国人或欧洲人眼中,穆斯林女性或来自“中东地区”的女性有着怎样的形象?我们的生活充斥着各种图像,它们奇怪地局限于一套非常有限的修辞或主题:被压迫的穆斯林女人,蒙面的穆斯林女人,不像我们一样拥有自由的穆斯林女人,被她信奉的宗教控制的女人,受她的男人宰制的女人。
这种形象在西方由来已久,而自9·11事件以来,它们变得尤为可见并反复出现。美国的许多女性动员起来声援被塔利班原教旨主义压迫的阿富汗女性,媒体将后者呈现为从头到脚包裹在罩袍(burqa)里、不被允许去上学或涂指甲油的形象。随后这些穆斯林女性遭受的压迫成为乔治·W·布什政府军事入侵阿富汗的道德理由之一。【1】这些遮罩面部、饱受压迫的女性形象被用来鼓动人们支持干预。美国的干预行动给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穆斯林女性带来了难以言喻的恐怖、混乱和暴力,此外我还想指出,对于身在西方国家的我们来说,如此穆斯林女性形象的流传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它阻止我们看到(作为人的)穆斯林女性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已故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其名作《东方学》【2】——这部变革性和批判性的著作考察了西方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研究与统治或殖民这些地区的更大项目之间的关联——中指出,文学和学术研究对穆斯林“东方”之呈现的最大特点之一在于其引证性(citationary nature)。也就是说,后出现的作品通过引述之前的作品来获得权威,它们在一个无休止的链条中互相引证,完全不用考虑穆斯林东方的实际状况。即便到了今天,在对穆斯林女性的视觉呈现中,我们依然能看到这一点。多年来,我一直在收集这样的图像,它们清楚地揭示了“穆斯林女性”图像的引证性。最具代表性的是那些我称之为“黑与白”的作品。例如,在马利克·阿卢拉(Malek Alloula)的《殖民后宫》(The Colonial Harem)一书分析的1930年代法国殖民时期明信片中,幽灵般的白色服饰包裹着难以捉摸的阿尔及利亚女人。【3】阿卢拉认为,此类摄影作品意在将阿尔及利亚女性变得对法国士兵、游客和人民来说易于理解——即便只是象征性的理解。在这之后,1990年代末的美国媒体封面(甚至包括《纽约时报杂志》和《高等教育纪事报》这样格调较高的媒体)同样将穆斯林女性呈现为遮罩面部、身体包裹进不显身材的白色或浅色伊斯兰服装的形象。而这些是来自约旦或埃及的女性,她们的生活处境与殖民时期的阿尔及利亚女性截然不同,也与她们自己国家的众多其他女性不同。此外,阿卢拉的书中还附有一些明信片图像,其中女性通体着黑衣、只露出眼睛,十分引人注目。同样地,1990年至今,几乎一模一样的图像出现在《纽约时报杂志》乃至荷兰皇家航空的杂志封面上,尽管这些图像的关联文章是关于不同国家的——沙特阿拉伯、约旦、也门。这其中存在惊人的统一性。
为什么我们应当为此感到不安?我收集的媒体图像让我自己颇感不适,因为在中东(特别是埃及)25年的研究经验告诉我,这些图像无法反映这些国家女性穿着的各种样式风格,更不用说传达这些风格差异的意涵。我的家庭相册里有我的巴勒斯坦祖母和姑姑在其中一个国家(约旦)的照片,我的姑姑穿着女式衬衫和休闲裤,她又长又直的头发没有遮罩;甚至我的祖母也只是在头发上简单地披了一条白围巾。相册里还有一张1950年代拍的老照片,上面是我的祖母、姑姑以及两位伯伯,男人们身着西装,女人们穿着雅致的裙子,头发梳得整齐。就算是看看这些国家(以约旦为例)最近的新闻,人们同样能看到诸如身着短裤的国家女子篮球队的照片,或是王后与一众来自欧洲和约旦的女性一起用餐的照片——根本无法从着装打扮上将这些女性区分开来。为什么不是这些图像出现在《纽约时报杂志》封面上代表约旦,而是遮罩身体的女人形象?
更奇怪的是,许多媒体图像都用蒙面的女性形象来代表相应文章提及的国家。例如,《纽约时报杂志》上的相关文章没有一篇是关于穆斯林女性、甚至约旦女性或埃及女性的。这就好比叙利亚或马来西亚的报刊杂志每当刊登有关美国或欧洲国家的文章时,都会在封面放上比基尼美女或麦当娜的图片。
罩袍还是香奈儿套装?
这些整齐划一、随处可见的蒙面女性形象有几个问题。首先,它让我们很难在不考虑女性的情况下思考伊斯兰世界——依照女性地位或对待女性的方式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制造了一个看似巨大的鸿沟。这使我们难以思考世界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帮助设下了文明的区隔。其次,它阻碍我们重视穆斯林或中东世界女性生活的多样性——时间和空间的差异、阶层和地域的差异。第三,它甚至让我们很难意识到遮罩身体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实践。
让我花一点时间来讨论这第三点。众所周知,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女性遭受压迫的首要标志便是她们被迫穿上罩袍。自由派有时会承认,让他们大为惊讶的是,即便阿富汗已被从塔利班手中解放,女性却似乎没有扔掉她们的罩袍。和我一样在穆斯林地区工作过的人倒想问,这一现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我们是不是在期待,一旦从塔利班手中“解放”出来,阿富汗女性就会“回到”露脐装和牛仔裤的装扮,或者拿出落满灰尘的香奈儿套装?
有必要回顾一下蒙面的一些基本知识。首先,阿富汗的罩袍并非塔利班的发明。它是当地特定地区的普什图女性外出时穿着的遮罩形式。普什图是阿富汗的几个民族之一,而罩袍是南亚次大陆和西南亚的众多遮罩形式之一,已成为女性谦逊或令人尊敬的常见象征。和其他形式的遮罩一样,罩袍在许多情况下标志着男性领域和女性领域的象征性分离,这与女性总体而言更多关联家庭而非陌生人混杂的公共空间相一致。
便携式隔离装置
20多年前,在巴基斯坦做研究的人类学家汉娜·帕帕内克(Hanna Papanek)将罩袍称为“便携式隔离装置”(portable seclusion)。【4】她指出,许多人视罩袍为解放性的发明,它使女性得以走出与外界区隔的生活空间,同时仍然遵守基本的道德要求,这种要求将女性与无关男性分开以保护她们。自从我读到“便携式隔离装置”这一说法,我就将这些遮罩的长袍视为“可移动的家”。在每个地区,如此遮罩方式都标志着对特定社群的归属,象征着对某种道德生活方式的参与——其中家庭在社群组织中占有首要地位,家庭与女性的神圣性相连。
随之而来的问题自然是:如果确是如此,那么女性凭什么要突然丢掉谦逊?她们凭什么要突然抛弃受人尊敬的标志——这些标志(无论是罩袍还是其他遮罩形式)象征着,尽管她们身处公共领域,但实际上仍处于不可侵犯的私人家庭空间,以此确保她们在公共领域免受陌生男人的骚扰?特别是在这些服饰着装已然成为传统惯例、以至大多数女性很少考虑其意义的情况下?
可以做一些类比(当然不完全一样):大家都很清楚穿着短裤去听歌剧是不合适的,那么当阿富汗女性选择不脱掉罩袍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惊讶?一些传统的宗教信仰和社群礼仪要求遮住头发——穆斯林、犹太教徒和(直到最近的)天主教徒。人们会穿着适宜于其社会群体的服饰,以社会共享的标准、宗教信仰和道德理念为指导,除非他们想要故意越轨来表明立场,或负担不起严格合乎规范的遮罩服饰。如果认为美国女性(甚至包括不信教的美国女性)生活在可以自由选择服饰的世界里,那么只消想想“时尚的暴政”(the tyranny of fashion)这一说法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发生的是,一种地区性遮罩风格(与特定的体面阶层[但非精英阶层]相联系)被强加给所有人,成为“宗教”上适宜的做法——尽管此前在不同群体和阶层中存在着众多各不相同的或大众或传统的风格,它们以不同方式来标示女性的合宜得体或(更近来的)宗教虔诚。虽然我不是阿富汗问题专家,但我猜想,在塔利班控制阿富汗时,大多数仍留在阿富汗的女性来自非精英家庭,她们居于乡村、受教育程度较低,是唯一无法通过移民来逃离阿富汗近代史上无数艰险和暴力的人群。如果从强制穿戴罩袍中解放出来,这些女性中的大多数会选择其他形式的适度遮罩,就像所有在邻近区域生活、不在塔利班治下的人们一样——例如北印度乡村的印度教女性(她们会在婚前遮罩头部和面部以免亲戚看见)或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女性。她们有的穿戴薄纱头巾,有的身着更新式的伊斯兰便装。
这里我想提出一个关于遮罩身体的重要观点。不仅存在多种形式的遮罩、在实践它们的社群中具有不同意涵,而且不能把遮罩身体本身等同于缺乏能动性。就像我在《被遮罩的情感》(Veiled Sentiments)(这是我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对埃及的一个贝都因社群进行的民族志研究)一书中论述的,在受尊敬的年长男性面前用黑色头巾遮住面部被认为是女性的自愿行为,体现了她们对道德的坚定承诺以及家庭相关的荣誉感。她们展现自尊和社会地位的方式之一便是在特定场合遮住面部。而且,为谁蒙面是她们自己的决定。她们不为年轻男性或外国男性蒙面。她们甚至不为埃及的非贝都因人蒙面,因为她们不尊重他们,以及因为——在后两种情况下——她们不认为这些人和自己归属同一个道德群体。
再举一个很不同的例子,自1970年代末开始,整个伊斯兰世界众多受过教育的女性身着的现代伊斯兰便装,既可公开标示虔诚,又成为受过教育的城市女性(即某种现代性)的标志。许多西方人没有意识到,那些接受这种新样式、有时甚至会蒙面的埃及女性其实是女大学生,特别是医学和工程学学生。我清楚地记得,在1980年代与我一同生活的乡村上层贝都因家庭中,唯一一名有高中文凭的女孩也极渴望穿戴这种新样式的服饰。她还想嫁一个受过教育的男人,以此体现自己收获的知识和现代价值。她很高兴父亲为她安排了一桩与工程师的婚姻,并搬到了省城马特鲁港(Marsa Matruh)。在我下次见到她时,她的确佩戴着这种新样式的头巾,而不是她所在的贝都因社群中已婚女性的传统头巾。
人类学家萨巴·马茂德(Saba Mahmood)在一项针对埃及清真寺运动(自1970年代以来,穆斯林女性不断了解自己的宗教、在清真寺上课[通常由女性神职人员授课]、坚持认为清真寺里应有女性的一席之地)中的女性的重要研究中表明,许多采纳这种新服装样式的女性认为这是培养美德的身体手段之一。【5】她们说这是自己的选择,源自她们的愿望、或者说为靠近神而进行的奋斗。下文我会接着讨论马茂德的这部著作《虔诚的政治》(Politics of Piety),以更全面地探讨我们如何能对“自由”和“限制/约束”进行不同思考。在这里我只想指出,萨巴·马茂德拒绝给出功能主义的解释来说明为何在1980年代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女性均开始穿戴这种现代伊斯兰便装(遮住头发、身着长袍),而与之相比,1930年代以来的女性则在加入女权组织和穿西式服装。对此的一些功能主义解释是,她们是在抗议西方、追寻真正的本土文化,或是在时间上回溯过往、以保护自己免受现代性的冲击,或是在以适宜方式步入公众空间、与男性一起在办公室工作,或是为了乘坐公共汽车时不被骚扰。不同于这些解释,萨巴·马茂德认为我们应当考虑女性自己的表达——她们说自己想靠近神、想成为好穆斯林。如今,她们通过佩戴头巾和学习宗教知识来达到这一目标,无论是学习如何正确祈祷,还是如何成为一个好人。
对当代伊斯兰世界中遮罩的众多含义的这一基本观察中,可以看出两点。首先,我们不能把蒙面/遮罩简单等同于女性的不自由。如果我们意识到人类是社会存在、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中成长,他们归属于特定社群,这些社群塑造了他们的欲望和对世界的理解,那么“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简单将罩袍视为中世纪或父权制的强加而加以谴责,这难道没有严重违背这些女性自己的理解吗?其次,我们不能把数百万穆斯林女性各不相同的境况和态度简化到一件服饰上。或许是时候放弃西方对蒙面意象非黑即白的痴迷,将注意力转到一些严肃的问题、一些女权主义者和其他关心女性处境的人应当关注的问题上来。
警惕怜悯
我认为,这些蒙面的女性形象使我们的理解变得迟钝,阻碍了我们看到复杂性。本文副标题的后半部分叫做“怜悯的危险”。怜悯与穆斯林或中东女性有何关联?在我看来,这些中东或穆斯林女性形象最危险的功能之一,就是让很多人想象这些女性需要我们或我们的政府来解救。
我最早开始思考怜悯问题是多年前在普林斯顿神学院读到一本书——1906年在埃及开罗举行的长老会女传教士会议的记录。这本书由许多章节组成,描绘了从埃及到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穆罕默德教”女性(彼时她们被如此称呼)的悲惨境遇,详细介绍了她们缺乏爱情的婚姻、她们的无知、她们对一夫多妻制的顺从、她们的与世隔绝以及她们从蒙面体现出的低下地位。这本书的标题叫做《我们的穆斯林姐妹:由听到之人阐释的来自黑暗之地的呼救》【6】,在导言里,安妮·凡·萨默(Annie Van Sommer)代表其他女传教士写道(当然也是在为这些女传教士做的善事寻求经济支持):“本书与其中反复出现的可悲、错误和压迫的故事是一种控诉,也是一种呼吁[……]它呼吁女基督徒通过牺牲和服务来纠正这些错误、照亮这片黑暗。”她接着写道:“在我们中的一些人看来,这个时代基督教世界的女性需要用广泛的爱和怜悯来寻找和拯救伊斯兰教受苦受难的有罪女性。除非她们亲自告诉你,否则你无从知道她们有多么需要我们;除非你亲耳听到她们的呼喊,否则你永远不会去寻找她们。”因此,世纪之交的西方女基督徒认为自己是在为无法表述自身的穆斯林女性发声,或是在基督教救赎观念的指引下使这些“他者”被扼杀的声音得以传出。不过,这一切都发生在维多利亚时代,此时基督教世界的女性没有投票权、极少进入公共领域、被视为“房中天使”(angels in the house)。女传教士的确具有异乎常人的独立和冒险精神——尽管她们往往以妻子身份进行传教活动。
人们担心当代自由派女权主义对世界各地女性的关注中有着上述叙事的回响。只消看看美国组织“女权主义大多数”(The Feminist Majority)及其为阿富汗女性开展的运动,或者关于女性人权的更广泛话语,便能发现这一回响。与传教士一样,这些自由派女权主义者觉得有必要运用女性权利或人权的语言来代表或代替阿富汗或其他穆斯林女性发声。他们自视为开明进步的群体,拥有愿景和自由来帮助世界其他地方受苦受难的女性获得权利,将她们从男人或压迫性宗教传统中解救出来。
视部分女性为值得怜悯或亟待拯救的对象,这意味着不仅要把她们“从”某物中解救出来,而且拯救她们是“为了”获得某物——一个不同的世界和一套不同的安排。这种转变可能伴随着何种暴力?“为了”某物拯救她们又预设了怎样的优越性?不论什么类型的拯救其他女性项目,都依赖于并加强了西方的优越感。它们还显示出高人一等的傲慢,让我这个对其他生活方式敏感的人类学家颇感不适。我花了不少时间与不同穆斯林女性群体共同生活,因而对她们如何看待自己、尊重自己略有了解,也很清楚我欣赏和喜爱她们的复杂性和足智多谋。
我想说的是,我们或许应当对这个世界上的不同道路多加了解。我们或许应当尊重其他实现社会变革的路径。是否可以有一种伊斯兰式的解放——这个问题难道不能问吗?许多女性正在探索这一问题,例如伊朗女性,她们自称伊斯兰女权主义者。此外,甚至可以发问,解放或自由是全体女性或人们奋力争取的目标吗?解放、平等和权利是一种普世语言吗?对于不同群体而言,其他愿望可能更有意义吗?比如与近亲属共同生活?比如虔诚地生活?比如不受战争或暴力威胁地生活?
在这之外还有其他视角,其中一些质疑西方的优越性。例如,一位恶名昭著的宗教极端主义者(译者注:即本·拉登)对美国宣称:“你们国家把女人当作消费品或广告工具来利用,号召顾客购买她们。你们利用女人为乘客、游客和陌生人服务以赚取利润。然后你们大肆宣扬支持女性解放[……]你们是一个以各种形式或直接或间接进行性交易的国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巨型企业和机构——打着艺术、娱乐、旅游和自由的旗号,以及你们赋予它的其他欺骗性名称。”【7】
更温和地为伊斯兰辩护的人们也反对西方对伊斯兰教性别歧视的指控。在一本新近出版的伊斯兰教国际教科书中,名为“伊斯兰教是性别歧视的”的一节涵盖了对这一指控的28点反驳。这些反驳阐释了《古兰经》经文,阐述了先知穆罕默德在女性问题上的立场,提到了部分欧洲国家女性获得投票权的时间之晚(例如1971年的瑞士),并指出了多少穆斯林女性曾治理过国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共出过五位女总理或女总统),而在例如美国则从未有过。【8】
伊斯兰辩护者提及的这些西方对女性的利用/剥削或女性缺乏公权力的状况,意味着我们应当怜悯美国或欧洲女性吗?我们肯定会觉得如此提议荒谬至极。我们有一百万个答案来回应他们的指控。即便我们对自己身处的欧洲或美国社会对待女性的方式提出批评——无论是阻止职场女性升至顶层的玻璃天花板,还是导致许多女户主家庭处于贫困线之下的整个系统,抑或频发的强奸和性骚扰事件,甚至是广告对女性的利用/剥削——我们都不会认为这反映了我们文化的压迫性,或因此就谴责基督教这一主导的宗教传统。我们很清楚这样的状况有复杂的成因,我们也知道至少我们中的一些人正在努力改变现状。
因此,我们同样需要意识到,伊斯兰世界的各类女性也可能会觉得穆斯林女性受压迫的指控荒谬至极。这些人中就包括与我共同生活过的那些普通乡村女性,以及19世纪末以来注意到社会中女性地位问题的女权主义者和其他改革者。我们必须当心不要陷入两极化,将女权主义只归于西方。第三世界、包括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地方也有很多女权主义者。他们有的自称伊斯兰女权主义者,有的不使用这一称呼。然而,西方女权主义者发起的运动导致这些本土女权主义者极易被当地保守派(无论是伊斯兰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斥为叛徒,继而陷入困境。如今,像阿夫萨内·纳杰巴迪(Afsaneh Najmabadi)这样来自伊朗的中东研究学者认为,用假想的伊斯兰教和西方的对立框架来简单看待历史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接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西方女权主义之间的文化对立在战略上是危险的。伊斯兰国家中无数试图为当下不公寻找替代方案的人,那些可能想拒绝简单二分、寻找不同历史和文化的人,那些不接受成为女权主义者等于成为西方人的人,将面临选择的压力——你和我们站在一边还是反对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被逼着做选择。 自由选择与传统
我还想提出另一观点:穆斯林女性不仅以我们认可的方式参与维护女性权利的项目,而且世界其他地方的众多女性并不一定认为自己的权利遭到了剥夺。我不是在说自欺欺人和虚假意识,即女性看不到自己正在遭受的压迫。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承认乃至理解人们的不同生活方式。在《书写女性的世界》(Writing Women’s Worlds)一书中(这是我的一部实验性“女权主义”民族志,讲的是埃及的奥拉德阿里[Awlad 'Ali]贝都因女性,1980年代初我与她们生活在一起),我试着用女性自己的表述来讲她们的故事。【9】我还试图捕捉她们用来评判他人和提出要求的标准。
有关婚姻的故事最好地证明了“选择”和“约束”的二元对立多么苍白无力(而这种对立主导了我们对西方和穆斯林女性之间差异的理解),以及承认人们通过不同方式构想“权利”多么重要。在我做田野的贝都因社群,我认识的女孩们会拒绝特定的包办婚姻,但从不会抵制家庭应当安排她们的婚姻这一基本原则。她们会用歌唱来表达自己想嫁给什么样的年轻人——不属于表亲、受过教育、开某种轿车或卡车——但她们也觉得应该由家庭为她们挑选对象。当她们不想嫁给一个人时,她们甚至会制造麻烦,以破坏为她们安排的婚姻。但即便是我的第一本书《被遮罩的情感》讨论的那些爱情诗【10】、那些记录下女孩的渴望和沮丧的诗,也是完全系统内的表达,而不是对包办婚姻系统的反叛,这一系统要求女人不对男人表现出任何兴趣,以此维护她们的荣誉,或期望男人和女人即使已经结婚也不在公共场合流露情爱。许多女孩和母亲都告诉我爱情婚姻的危险性;人人都看重包办婚姻中家庭所提供的保护和支持。更有趣的是,婚姻中的女性经常会坚持自己的“权利”——它可能基于某些伊斯兰教法和习惯法,但主要来自她们通过观察社群实践而内化的强烈正义感,以及她们对自我价值和责任的根深蒂固的期望。这会发生在丈夫对她们不好的情况下。
我们自以为知道女性想要什么权利,这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对此一个更好的例子是我研究社群的一夫多妻制案例。《书写女性的世界》用一整章记述了我熟悉的一桩一夫多妻制婚姻中的关系、情谊、愤怒和悲伤的动态变化。对这桩婚姻中的妻子们而言,问题并不在于一个丈夫娶了多个妻子这一事实——这种做法得到了伊斯兰教法的支持,且被认为是多种原因导致的,包括想要孩子或为无依无靠的女性提供支持。在这些妻子看来,真正重要的是特定性格、历史、行为举止和彼此的感情。一位妻子向我讲述了一个很长的故事,事关她丈夫刚娶第三任妻子后她陷入的令人愤怒的境地,但随后她对此事的责备和主张却出乎我的意料。在故事的结尾,我同情地问她,她是否感到嫉妒。她立马回答:“不,我不嫉妒。我生气的是我们受到不公平对待。我们难道不都是一样的吗?”这肯定不是自由派关于女性人权的立场,也不是反对一夫多妻制之压迫的立场。这个立场在于,根据《古兰经》和贝都因人的理念,所有妻子都有权被绝对平等地相待。
上述中东女性或穆斯林女权主义者的故事有何意义?已故的美国著名自由派女权思想家苏珊·穆勒·奥金(Susan Moller Okin)写过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题为“多元文化主义对女性有害吗?”【11】,其中表达的观点引起了诸多批评。她大胆地提出,就“父权制”少数文化(她的文章本是关于美国的少数文化的,但她将范围扩大到全世界的“父权”文化)中的女性而言,“如果她们身处其中的文化走向灭绝(这样其成员就能融入性别歧视较少的周边文化),或者被鼓励改变自身以加强女性的平等——这样更好,那么她们的处境或许会好很多。”【12】
说某人身处的文化应当灭绝,这可不是轻描淡写的主张。这让人想起前文提到的长老会传教士,她们非常确信基督教是女性的唯一答案。我认为我们必须抱持更大的尊重。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们不一定都想放弃自己的文化和社会世界——事实上大部分人很珍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喜欢被人要求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这里我们可以回到萨巴·马茂德的研究——1980和90年代埃及的年轻女性如何试图弄清什么是好的穆斯林生活,并在此过程中蒙上面纱。马茂德拒绝自由主义哲学理念,后者坚持认为个人选择是至高价值。她把这些埃及穆斯林女性遵循社会规定的宗教习俗的强烈意愿称为“实现自我的潜在可能和‘支架’”,而非个人服从/被控制的标志。马茂德认为,这些女性想要从自我之外(从伊斯兰宗教实践、文本和律法中)获取自我参照的理念和工具,这挑战了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所依赖的个体和社会的分离。她指出,我们需要质疑作为绝大多数自由主义理论基础的“主体的真实愿望与强制的社会规范”之间的(现代美国的)区分。如上文所述,她认为,那些想通过蒙面和保持谦逊来祈祷和“靠近神”的女性是在参与一种有意为之的道德培养项目。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每个人的选择都被话语、社会位置、地缘政治构型和不平等的权力塑造为特定的选择范围——它们具有历史和地域的特殊性/具体性。在重视宗教价值的人们眼中,这些价值当然不是限制和约束,而是应为之奋斗的理想。
关于萨巴·马茂德谈及的这些女性以及应当如何思考她们的问题,我想再补充一个关键细节。这些女性并非完全的他者,与我们毫无关联,生活在与世隔绝的世界里,生活在她们自己的现实中。她们可能确有自己的生活现实,但她们全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世界各部分(即时下流行的文明话语中的所谓“西方”和“非西方”、“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之间的关联所形塑。今天的众多差异源自虽不相同但相互交织的历史、互动和回应的历史。这些差异是我们的互动产生的不同环境的产物,不论在十字军东征或殖民时代,还是如今美国的全球霸权时代皆如此。
我们或许想为女性伸张正义,但我们能否接受,可能存在关于正义的不同看法,以及不同女性可能会希求或选择不同于我们设想的最佳未来?而且,她们面临的选择实际上来自在我们的帮助下强加给她们的部分生存境况?我的结论是,如果我们真的关心不同于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其他女性的处境,那么我们最好不要只关注蒙面和遮罩,同时要放弃拯救他人的使命,应当将目光投向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公正。我所宣扬的尊重差异与人类学家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即“怎么样都行”,或者“因为这是他们的文化,所以我们必须任由其为之”)有所不同,因为我宣扬的立场不会阻止我们反问自身:我们这些居于世界上有特权和强大一方的人,应当如何审视自己对远方他人的处境以及他们所拥有的选择所负有的责任?伊斯兰运动本身就脱胎于一个西方大国对中东的强烈参与所塑造的世界。在这些地方,一些针对女性的最为保守的运动正是与西方接触和互动的恶果,其中就包括美国中情局向阿富汗保守组织提供30亿美元、助其颠覆彼时正在推行强制现代化(包括普及女性教育)的马克思主义政府。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关心女性(包括穆斯林女性),那么或许可以在本国努力,使美国和欧洲的政策更加人性化。如果我们想积极参与远方事务,那么或许应该本着这样的精神——支持目标社群内那些以女性(和男性)生活得更好为目标的人们。无论做什么,我们都应当以尊重为基础,寻求联盟、联合和团结,而不是采取拯救或怜悯的姿态。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拒斥穆斯林女性的“黑与白”流行形象的局限视角和限制力量。
【注释】
【1】参见Lila Abu-Lughod, “Do Muslim Women Need Saving? Reflections on Cultural Relativism and its Other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4.3 (2002), 783-790; Charles Hirschkind and Saba Mahmood, “Feminism, the Taliban, and Politics of Counter-Insurgency”,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75.2 (2002), 339-354.
【2】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1978.
【3】Malek Alloula, The Colonial Harem,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86.
【4】Hanna Papanek, “Purdah in Pakistan: Seclusion and Modern Occupations for Women”, Separate Worlds, Hanna Papanek and Gail Minault (eds.), Columbus, OH: South Asia Books 1982, 190-216.
【5】Saba Mahmood, Politics of P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6】Annie Van Sommer and Samuel W. Zwemer, Our Moslem Sisters: A Cry of Need from Lands of Darkness Interpreted by Those Who Heard It, New York: The Young People’s Missionary Movement 1907.
【7】Osama Bin Laden, Messages to the World: The Statements of Osama bin Laden, Bruce Lawrence (ed.), James Howarth (trans.), London: Verso 2005, 166-68.
【8】Mir-Zohair Husain, Global Studies: Islam and the Muslim World, Dubuque, IO: McGraw Hill/ Dushkin 2005, 61-62.
【9】Lila Abu-Lughod, Writing Women's Worlds: Bedouin Stories, Berk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3.
【10】Lila Abu-Lughod, Veiled Sentiments: Honor and Poetry in a Bedouin Socie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6.
【11】Susan Moller Okin, Is Multiculturalism Bad for Women? Joshua Cohen, Matthew Howard, and Martha Nussbaum (ed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9.
【12】同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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